摘要：当然，想搞花样的人，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的，只是倘若少数人的名堂要砸行中多数人的饭碗，行业自律(自我监管)就有一个起码的基础。 ...
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又恰好不甚了解，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8].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洞见[9]？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早在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一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军事等方面还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它们在其生产关系的范畴之内还有相当的调节余地。
当然，L的下划线上，可能是充满锯齿状的小幅度的衰退与复苏动荡波纹。正因为这样，我们是最终的革命乐观主义者而人民币贷款增长最快的部门，一是居民户，９月末，居民户贷款同比增长３４．０％，增速比上年同期高１９％，比第二季度末高１０．２％，比年初增加１．８万亿元，同比多增１．２万亿元。二是前三个季度信贷增长部分，居民户贷款增长十分快。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分析，一是新增的贷款，无论是流入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流入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与城市建设有关。
二是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同比增加２．１万亿，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为５０．５％。对于信贷结构的调整，那基本上商业银行的事情，这个问题永远是难题。六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我们的视野必须更广一些。
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后，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除了在一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国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们的雇员或家属提供保险）。目前的经济危机，部分产生于一种对于市场进程的明智性的过度高估，而现在，这场危机正在被金融市场和一般的商业领域中的焦虑和信任缺失所加剧，这种焦虑和不信任在市场对一系列刺激计划（包括对奥巴马新政府于2月份通过的7870亿美元计划）的反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嘲笑说这是不自由，甚至说中国的经济制度现在比美国还自由。物以稀为贵，人亦如此。
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初，还有人出来呼吁不要唱低低端的制造业，称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
美国对劳工权利的保护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充分的，但失业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仍能保持收入，一些大企业甚至能拿全薪一年之久。进入专题： 劳工 。所以，中国必须大力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上下本钱，保持良好的人口素质。遇到这种情况，索性把职工养起来，强化培训，使之更有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
我最近出版的《怎样做大国》一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可是，才一年不到的时间，又出现了民工荒。大家同舟共济，都少拿一点。那么，一旦世界经济强烈反弹，海外订单和投资滚滚而来，中国的企业还能找得到人干活吗？在发达国家，劳工的权利有基本的保障。
因为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中国马上就会面临人力短缺的挑战。如果世界经济反弹强烈，这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人干活而失去很多赢利的机会。
主流经济学家们则把廉价劳动力看作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把低薪看成是市场竞争的合理结果，居然面对大量没有医疗、退休等等基本保障的民工在那里大声疾呼地警告福利国家的危险。比如，中国的企业一看到没了订单就解雇工人，造成千万民工失业返乡。
日本经济起飞时，则是终身雇用。中国的经济要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就要论功行赏，善待劳工。人力短缺必然导致人力昂贵。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高薪、高福利、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道路。走压榨劳工的低薪战略，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功臣是谁？是劳工。
但是，吃这种红利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在人力昂贵的条件下保持竞争力，就不可能再使用低端制造业中的人海战术，而是要在每个劳动力身上投资，使之产生高附加值。
甚至民工输出大省四川也出现了民工荒。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对立已经有了多年。
比如在日本和欧洲，经济衰退时，企业订单少了一半也经常不裁人。最近看媒体上的报道，深感我书中预言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经济刚刚有些复苏的征兆，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已经开始加剧。
我们应该从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现实中学会尊重劳工了。一旦经济强烈反弹，不仅不会落入找不到人干活的窘境，而且现有职工经过培训后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虽然当今经济恢复的前景还不甚明朗，但世界经济史显示：大衰退后经常有剧烈的经济反弹。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
政府不能有效保证劳工权利，一味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就会给大资本压低工薪提供了人为的便利，使企业习惯于从降低劳动成本中寻求利润，没有动力在管理和技术上追求创新，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我核心的论述，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提出：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就多仰仗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廉价人力资源
经济领域无禁区，不能说有些领域只能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不能做。如果我们把分配和交易程序设计好一些，提高透明度，老百姓能够参与监督，可以避免俄罗斯那样的结局。
但在整个经济下行的时候，银行放贷存在巨大的风险，怎么办呢？银行只能把贷款投向看上去比较安全的政府项目、政府担保的项目，以及国有企业。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既没有必要，也没什么作用。
美国政府最近要分批出售手中持有的金融机构股份，准备退出。企业不把精力和资源用在创新和降低成本上，而是贿赂和勾结权贵，因为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但与此同时，一种忧虑也正在蔓延，因为人们看到，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令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民营企业，尽管未被遗忘，却也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俄罗斯形成寡头垄断，原因在于官商勾结，这些寡头中很多人就是由政府官员转变而来的。
为什么有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为什么只有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贷款和财政资金，而民营企业要么得到的少，要么根本得不到？国有企业在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会冒进。企业要是没效率，经济怎么可能有效率？问：可是也有一些辩解的声音，说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数量不是不断在减少吗？比如以前是几百家，现在减少到100多家，今后还要减少到100家以内，这不是国退民进的证据吗？许小年：虽然家数在减少，但业务总量在增加。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率先走出危机阴霾。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
而且收购是没商量的，政府一声令下，不卖也得卖，价格怎么定，也是政府说了算。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来讲，风险在上升。
